晚清思想家王韬，寻花问柳四十载。他不仅体验了上百名妓，还把这些风流韵事写成了一本大尺度日记。
1862年，江苏巡抚李鸿章的案头上，放着一封刚从太平军手里缴获的信件。
李鸿章盯着信纸上的落款“黄畹”，眉头紧锁。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，将茶杯震倒在桌面上。
“这黄畹是个化名！信里全是给太平军出的主意，教他们怎么对付我们大清的军队。”李鸿章对着手下的将领吼道，“立刻去查，抓活的！我倒要看看，是哪个胆大包天的读书人！”
将领领命而去。几天后，清军查出，黄畹就是上海墨海书馆的中国学者，王韬。
此时的王韬，正在租界里的墨海书馆帮英国传教士翻译西方书籍。
几十个带刀的清军差役冲到书馆门前，将大门团团围住。
英国领事麦华陀走出大门，张开双臂拦住清军将领：“这里是大英帝国领事馆管辖地，你们无权进去抓人。”
清军将领拔出腰间的佩刀：“王韬私通长毛贼，巡抚大人下令必须带走。请领事先生不要干涉大清内政！”
麦华陀没有理会，转身走回书馆，找到正在整理文稿的王韬。
“王，清国军队来抓你了，罪名是通敌，要满门抄斩。”麦华陀递给王韬一件破旧的英国水手服，“赶紧换上，什么东西都别带，从后门走。江边有一艘英国商船，半个时辰后开往香港。”
王韬浑身发抖，扔下手中的毛笔，手忙脚乱地换上水手服，跟着英国人从后门溜出。当晚，他登上了去香港的商船。
到了香港，王韬死里逃生，成了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的助手。
白天，王韬坐在宽敞的书房里，和理雅各面对面坐着。
“王，你对中国经典的理解非常深刻。我们要把《诗经》翻译成英文，让欧洲人看到真实的中国。”理雅各递给王韬一叠英文原稿，“另外，你昨天交给我那篇介绍西方科学的文章，在英国报纸上非常受欢迎。”
王韬接过原稿，连连点头：“中国必须变法自强，学习西方制造机器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我还要给李鸿章大人写一封长信，讲明这个道理。”
然而，一到了晚上，这位满嘴变法图强、眼界开阔的大学者，就换上丝绸长衫，走进香港繁华的青楼。
一家高档妓院内，王韬坐在一张八仙桌旁，手里端着酒杯。桌上摆满了烤鸭和海参。
老板娘带着四个浓妆艳抹的姑娘走进来，排成一排。
“王老爷，您可是香港最有名的才子，今天看上哪位姑娘了？”老板娘满脸堆笑。
王韬眯起眼睛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指着其中一个穿着红衣、手里拿着琵琶的姑娘：“就她了。过来坐在我旁边，陪我喝酒唱曲。”
喝完酒，王韬掏出一锭十两的银子，扔在桌上：“这是你的赏钱。”
回到住处，王韬点上一盏油灯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空白册子——这就是后来著名的《蘅华馆日记》。
他拿起毛笔，蘸饱墨汁，在日记本上写下今天的经历：“今夜赴宴，遇校书张氏。身段婀娜，皮肤白皙，然弹唱平平，言语粗俗，不知诗书。费银十两，赏钱二两。”
这种记录，成了他往后每天晚上的必修课。他不光写寻花问柳的过程，还给姑娘打分、排名。无论是长相、才艺、脾气，还是每次吃花酒的饭菜样式、争风吃醋的经过，甚至具体的床笫细节，他都毫不避讳地写在日记里。
二十多年后，清廷的通缉令逐渐失效，风声过去。王韬回到了上海，继续在四马路一带的红灯区流连忘返。
四马路的一家高级茶楼里，王韬和几个朋友正在喝茶。
“王兄，听说你最近又换了个相好？”一个朋友端着茶杯，笑着问。
王韬摸了摸灰白的胡须，从袖子里掏出一本写得密密麻麻的日记本，翻开其中一页，指着上面的名字让朋友看。
“昨日见一女，名叫琴仙。我已在日记中将她列为本月花魁。这女子不仅精通诗词，而且懂得喝西洋咖啡、吃西餐，甚合我意。”王韬得意地说。
朋友凑过去看日记，大声念出声来：“肤如凝脂，懂洋文，昨夜留宿，尽兴而归……”
朋友念完，拍着大腿大笑起来：“王兄，你这日记，写的全是一笔笔的风流烂账，比市面上的小说还精彩！”
王韬毫不掩饰，把日记本收回袖子里：“我这是如实记录。这几十年，我评鉴过的名妓，没有一百也有八十，全在这册子里。”
白天，他依然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，痛斥清廷腐败，呼吁学习西方。晚上，他依然在各大青楼里挥金如土，给姑娘写诗题词。
他一边给曾经通缉过他的李鸿章上书《变法自强上》，一边在妓院里为了争夺一个姑，跟别的嫖客大打出手，并在日记里详细记录自己打赢的全过程。
1897年，王韬在上海病逝，终年六十九岁。他留下了大量的政论著作、译作，以及那部记述了四十多年的《蘅华馆日记》。直到死，他都没能当上清廷的官员。
他创办的《循环日报》开创了中国政论报纸的先河，他去英国牛津大学发表演讲，是当时最懂世界大势的中国人。而他那部极其详尽的大尺度日记，后来成了史学界研究晚清上海滩风俗、青楼姑娘生活状态最珍贵的百科全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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