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47年初（清顺治三年末），因清军大兵压境 ，自称大西皇帝的张献忠率军匆匆撤离成都，在西充县山打箭炉被清军鳌拜部偷袭，张献忠被清营神射手、蒙古章京雅布兰一箭射死。大西军群龙无首，死逃过半，余部仓惶南逃，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。
大西军残部后面有穷追不舍的强劲满蒙八旗，前面又有南明军队凭借长江天险扼守拦击，几乎进退失据，走到了山穷水尽的绝境。就在兵陷绝境之时，号称张献忠麾下“四大太保” 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挺身而出，领导指挥大西军余部绝地求生，一举击溃据险坚守重庆的南明总兵曾英部，曾英落水溺死，部众死逃殆尽。
击灭曾英后，大西军余部乘胜渡过长江，凿通了南进的道路，为实现由川入黔再入滇的战略大转移夯实了基础。
张献忠败死后，领导大西军余部的重任自然落到“四太保”中年纪最长的孙可望肩上。众人拥戴孙可望为首后，他立即改变张献忠滥杀无辜的残暴过火行为。《蜀乱》记载，1647年正月初一，大西军余部进抵綦江，收拾溃卒， 重整军队，可望传令：“自今非接斗，不得杀人”。随后，孙可望率经过整饬的队伍进入遵义（今属贵州），军纪果然今非昔比，所经“秋毫无犯”。
由于满清肃亲王豪格派清军尾追而至，大西军余部继续南撤，很快进入贵州的崇山峻岭间，“所过（人）民皆安堵”，旋即一鼓作气攻占了省会贵阳。
《殉难记》记载，南明贵州按察使张耀、布政司参议曾益、都指挥使陈瑞征等在贵阳城被攻破后率 守军残余逃至定番州（今惠水），在当地收拢了一批溃兵与地方团练武装，负隅顽抗。孙可望遣定北将军艾能奇率精兵前往攻剿， 于2月12日攻破定番，张耀、陈瑞征被擒斩，曾益自缢身亡，所部团灭。
尾随大西军紧追不舍的清军前锋攻占遵义以及川东部分地区后，因兵火不断地方残破，田地荒芜，杳无人烟 ，根本无法征收到一粒粮食，被迫取路撤回汉中。大西军虽然畏惧清军，但对南明军却有心理优势，在贵州屡屡获胜，遂摆脱了清军穷追猛打 ，得以整顿军队并赢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。
孙可望、李定国等还是有一定能力的。经过整肃，大西军南下后出现了新气象，与之前的整军有直接关系。张献忠意外死亡后，他的妻子陈氏（陈皇后？）和最亲信宰相汪兆龄仍然凌驾诸大将之上，在军中说一不二，他俩主张一切照旧行事，意思是继续执行张献忠在世时制定的过激政策。《粤滇纪略》说：“时可望等奉伪皇后为主，驻遵义桃源洞。诸贼每早必先往朝，凡事奏请而行。伪丞相汪某（兆龄）辅之......每公会议事，犹傲据诸贼之上 ”。
孙可望、李定国等人认为，大西军今非昔比，在政策上改弦易辙已经攸关生死存亡之道，像过去那样强取豪夺、滥杀无辜就是自取灭亡，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清除改革障碍。因此张献忠的四大义子孙可望、李定国、刘文秀、艾能奇经商量后一致决定把“陈皇后”和汪兆龄这两块改革绊脚石去除 ——双双处死。（铁马冰河wu首发头条号）随后，这被张献忠收养的四人各自恢复原姓。这样，大西军余部形成了四将军集体领导的军制。四人中孙可望原来的地位和威信就比较高，年纪又最大，还念过书识文断字，自然就成了主要领导人。
大西军进入贵州后，豪格统率的清军因后勤不济已经由四川北撤返回京师，南明那群乌合之众又无力与大西军相抗衡，孙可望等人本来可以把“天高皇帝远”的贵州当作大本营，休养士卒，建立政权。但当他们得知云南发生了土司沙定洲武装叛乱的消息后，立即决定挥师南下，直趋云南。
聚宝盆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